一、石雕幢制的獨創性：幢，是佛教表示佛率眾生制伏魔眾的莊產之具，按制只有經文和咒、愿，沒有佛、菩薩的造像。河南省?？h巨橋村迎福寺舊址內現存兩座北宋皇佑三年之石經幢，幢體刻“佛頂薄勝陀羅尼經”，上置華蓋，正面刻續路垂幕，頂施寶珠，通身無一軀造像。而同名同經的“大理國古幢”以二百余軀雌像布滿全債，又以四夭豐足踏“魔眾”的造型，形象地表現降伏魔眾之意，別具一格。

另據密宗在修密法時，為防止魔眾’，侵入而建立的“曼茶羅”，則設有佛、菩薩的畫像，鑄像或捏像由此推知：造幢藝匠們是獨出心裁地與“受茶羅”相結合而創造出了這種罕見的幢制。二、再從石雕造像的體量上看，全國各地包括云南在內，歷來佛教的雕塑和繪畫都是按大小而別尊卑的。

“大理國古幢”卻打破了這種慣例，整個雕塑群體積最大的是天王，其次是力士，再次是菩薩、最小的是佛和脅侍，來了個尊卑大倒置，對于等級森嚴的佛門無疑是一種大不敬，何以得存估計匠師們根據造債的目的是為了降魔護法，要突出這個主題，于是重點表現天王的職能，同時在位里上將佛里于幢體上層，以顯示佛的“至高無上”，雖然體斌小了，仍無失葬之感但這種破格的處理手法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應該承認這是匠師們的又一創造。三、整幢石雕的構圖：性基或位身之任何一級，都不失為一件獨立的雌刻藝術品，一經組裝成幢，就產生了更強烈的藝術效果：一條垂宜的中軸線縱貫全撞，左右均取平衡對稱構圖，給人以德定感和莊產感。由上至下各級差距不同，大小有別，又運用八方形、圓形、四方形、字形交替組合而變化有致，豐富多彩。在統一中求變化，以變化促統一。

將一座高達8米、聚二百余軀造像于一撞的石雌藝術群處理得繁而不亂，玲瓏剔透，有象牙賺刻之感，體現了造幢藝匠們在整性造型和局部處理上都是獨具憊心的四、“大理國古幢”與同一時期的、聞名中外的四川大足寶頂山石刻比較，規模是遠遠不及的。但就雄刻技巧而言，卻可與之娘美。造性作者把握住了宋代雌刻嚴謹精細的風格，以形寫神。佛陀的莊嚴，菩薩的慈樣，天王的威儀，力士的勇猛”二，把佛國世界不同階層的特征刻劃得準確生動，其他如掙扎的魔眾，護珠的靈嘴，幢基的盤龍，均處理得十分得體。甚至圖案紋樣也一絲不荀，組合有序。

如果沒有高超的技巧和苦心的經營，要達到這樣的藝術成就是不可能的古幢石雕的造型特征：幢上刻有漢文《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梵文《陀羅尼經》，造像有三頭六臂觀音，均為佛教密宗所奉經文和菩薩。與大理國時期，滇中的佛教信仰相一致。特別是以“降魔柞”為圖案值得注意。“降魔柞”是密宗的法器，近年在維修大理三塔、一塔寺、佛圖塔時，均有“降魔柞”實物數十件出土；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的《梵像圖卷》上、下額均以“降魔柞”和“藏鈴”作飾邊圖案。

這種密宗圖案，在大渡河以北及中原的佛教建筑上是很難找到的再從四天王所執法器上看，與中原比較，除增長天王持劍相同外，其他三夭王均不同④。而與南詔國時期建極十二年鑄造的崇圣寺巨型銅鐘上的四天王所執法器是完全一致的。又據李印泉《云南金石目略》“崇圣寺塔?！睏l謂：“在崇圣寺塔頂。民國十四年大理地展，塔頂展落，模隨墜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兩，七級，頂作亭閣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軀，下層則四天王托塔，翠色斑爛，精氣奪目，當為滇中第一重器”。這一塔模與古幢形制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