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制度在唐代近年的時間里，隨著社會局勢的變化，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結合唐代喪葬制度，綜合各方面，唐代政治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在這三個階段里，唐代的政治制度都具有各自鮮明的特點，同時也對唐代整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初唐政治對帝陵石雕的影響。同其他鞏固政權的措施一樣，陵寢制度也是統治階級鞏固政權、推崇皇權的重要措施。

魏晉和南朝是陵寢制度衰落的時期，許多帝王常常不起墳墓，以把墳墓掩藏起來，對陵寢的外觀等一些表明等級身份的標志不是很重視北朝雖然建立了鮮卑文化和漢族文化相結合的陵寢制度，但對這一方面也沒有作出嚴格的規定。隨著唐統一王朝的建立，為了鞏固政權和皇權，陵寢制度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唐初期，特別是在唐高祖時期，幾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消除割據勢力上了尚來不及建設唐代特點的文化禮制。前己經提到，作為唐朝最早的兩個帝陵永康陵和興寧陵的石人、石獅子、石柱的造型風格以及二陵在刻立石人方面受北朝風格影響很大。

石雕保留了較多的東漢魏晉時期的傳統，石雕的內容和風格和東漢魏晉時期比較接近，尚未形成自己的風格但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李唐統治者在陵寢制度上逐漸取法于漢制。據《舊唐書?高祖紀》載“貞觀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漸，下詔既殯之后，……其服輕重，悉從漢制。”后經大臣們上書和建議，決定降低陵墓的高度，未“依漢長陵故事”，卻按東漢光武帝原陵制實施。而獻陵雕刻群隨其建筑格局作四門一神道列置方式，即石刻像放置在四門及神道上列置，也當視為對東漢體制的一個復興。

可見，在高祖退位，太宗登基之時，初唐陵墓雕刻開始擺脫北朝模式，積極效法漢朝陵寢制度隨后，李世民在下詔營建昭陵時說“昔日漢家皆造山陵，九峻山孤聳，旁鑿可作陵，脫實有焉……”。與獻陵、昭陵效法漢朝制度相配合，不僅陵園雕刻群的列置方式發生了改變，雕刻群的種類組合和個體造型式樣也隨之發生變化。獻陵的門獸變稍前永康、興寧二陵的蹲獅為立式的石虎神道上不見更多幻想色彩的麒麟、辟邪，卻設立了兩尊寫實性極強的石犀。石犀基座上的銘文“高祖懷遠之德”則顯示了唐統治者一統天下、海納百川的雄心壯志。

昭陵石獅作立式，一獅子還配有馴獅人列置在昭陵北部的“昭陵六駿”浮雕和十四國君長石像，則以其強烈的現實精神和紀念碑性質而令人驚嘆與中國社會形勢的轉變有密切的關系，石雕內容發生了變化。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的動蕩混亂時期，長期混戰割據，帝王統治階層爭權奪利，知識階層崇尚清談玄學、飲酒服藥，而下層庶民苦不堪言，也習慣于朝代更迭。造成了在人們心中的不穩定感和宿命意識。因此，在這種社會情形之下，帝王陵墓營造向隱蔽化、簡單化發展。陵園石雕品也逐漸排斥了漢墓石雕傳統的人的主題位置而強化現實中不存在的神獸的主題位置。

而隨著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人們對新王朝的希望和信任所帶來的現實性意識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普遍的社會心態之下，帝王陵園石雕內容也從虛幻回歸現實，不再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點，現實生活中的動物成為最主要的題材。石馬、坐獅、走獅、石犀、石虎等現實中存在的動物成為最主要的內容。辟邪這種南北朝時期帝陵最常見的想象動物逐漸減少。石虎出現在獻陵中亦有特別的原因，即與高祖的名諱和信仰道教有關。

唐代初期諱虎為武李淵祖父名虎，如改“虎責”改為“武責”，改“白虎”為“白獸”等，唐高祖年號“武德”實際上是“虎德”亦即李淵標榜自己繼承“祖德”，四神門置虎表明自己對“虎”的崇仰同時，為了利用道教鞏固自己的政權，作為道教的推崇者，李淵在佛教影響日益擴大的情況下，作為道教的信徒自然不會把佛教的圣物—獅子放置在其陵墓前。總之，初唐的政治制度對陵寢制度以及陵前石雕有深遠的影響。作為承前啟后的第一期陵墓石雕，其內容及布局保留了較多漢晉以來的傳統，還未形成唐代固定的布局模式，但已經為后來的唐帝陵石雕奠定了發展的方向。。